在最近的调查中，表明芬兰大多数三岁以下的幼童每天在幼儿园的时间接近十个小时。而在最近的一些会议和媒体上，芬兰亟需外来移民提高人口增长率的呼声亦相当活跃。

这些数据分析都直接体现了芬兰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是职业女性，她们不愿意生孩子。事实上，这些年芬兰的出生率节节上升，甚至达到四十年来最高，但对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她们生得还远远不够多。如果芬兰不想在2035年进入老年社会，就得自己多生，也得招人来帮着多生。

其实，芬兰对于育龄妇女的政策在全世界来讲也算得上最好的了。从预产期前五周起到宝宝五个月大，为保证一定时期的母乳喂养，法律规定新妈妈不能工作。期间雇主或社保部门必须支付至少70%的薪酬，而这笔钱可以领到宝宝十个月大。之后，法律又规定，妈妈可以在家把孩子带到三岁大，而雇主不可在此期间解聘她。社保部门同样会根据家庭收入状况每月颁发“妈妈补贴”。在孩子读二年级之前，妈妈和爸爸都有权各向雇主申请每周减少一天工作量，薪水减至80%，社保部门给予少量补贴。

和不得不把三个月大的孩子扔进托儿所的美国妈妈、以及有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作后备军的中国妈妈相比，芬兰妈妈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当一段时间全职妈妈而不至于抛弃自身事业。然而这并不代表芬兰女性就没有压力。芬兰爸爸一样有五个月的父亲假，可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有爸爸停职带孩子，妈妈出去工作。这当然和母乳喂养不无关系，但男性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的投入，即使在芬兰这样女男平等的国家，普遍来讲还是不如女性来的多。

与此同时，女性在养育孩子问题上，仍然要比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负罪感。前面说到的三岁以下幼童每天在幼儿园时间长达十小时，便是一例。人们会更倾向于怪罪妈妈过早回到职场，却不太谅解职业女性对回归事业的焦虑；更别提带孩子本身的辛劳。全天候带两三个婴幼儿和上班相比，哪个更辛苦？

中国的职业女性，通常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过于能干便会被指责不够传统贤淑。在中国，女性只要把家管好了，便不会遭来指责，其本人亦不会有太大的社会压力，哪怕她没什么事业心，甚至没有工作。在芬兰，女性向来强悍独立，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标准早就超越了那种“女人味”的低级阶段，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值也不会以“顺从”和“柔弱”为标杆。就这点来讲，芬兰女性要比中国和亚洲女性，要来得更为洒脱，因为从父母、男朋友，老公到公婆，谁都不敢以“女人”为由对她指手画脚。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平等，却带来更大的压力。在中国，女人只要事业上成功，哪怕家里一团糟，也会被冠以“女强人”。在芬兰，那可是很不合格的坏榜样。要称得上芬兰“女强人”，不仅得事业上风生水起，家庭生活也得顺手拈来。班要上好，孩子得带好，家务做饭等也得干好。和中国、美国不一样，芬兰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家庭，几乎没有全职保姆，连兼职保姆也鲜见。这不仅和昂贵的劳动力有关，也和社会风气有关。整个北欧，是个以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为荣的大环境，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和看孩子，似乎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就连请自己父母帮忙，很多时候也不好开口。于是很多年轻的芬兰妈妈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平衡，更为了打造一个更完美的“女强人”形象，体力和精力都面临巨大挑战。

今年夏天，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证明工作有利于妈妈的精神健康，但那些试图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全都摆平的妈妈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或精神崩溃。反倒是那些承认自己无法两全其美，不事事求完美的妈妈们来得更开心些。

谁都不是超人，女性同样没有理由当女超人。已经相当聪慧和能干的芬兰女人，大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从小学习家务活儿，年纪轻轻就能独当一面，比起很多娇生惯养的中国女生来，要实干和坚强得多。但即便如此，以现代社会的强度和节奏，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持，她们面临孩子和家庭这个坎儿的时候，和中国的职业女性一样，也会遭遇困难重重。但这些困难的前因后果，又和中国女性不尽相同。对芬兰职业女性来说，那种力图保持平衡和完美的压力多半出于 争强好胜的自身，不言而喻的社会期待值当然也要对她们的负疚感和挫折感负有相当的责任，但她们毕竟不会像中国女性那样，面临老公和婆家的直接挑战。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职业女性能得到的育儿帮助要比芬兰职业女性多得多，她们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更可以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中国“女强人”的障碍，更多来自传统甚至封建思想，以及无可药救的男性沙文主义。而芬兰女性，在精神和思想上享有高度自由和独立性，她们的困难是实际操作性的，分身无术导致的；而这种状况，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比如远离大家庭，缺少亲密可靠的亲戚和朋友帮助；它也和北欧的社会体制有关，高税收高福利，法制严谨，但人工昂贵，无法依靠廉价或非法劳动力解决困难。

在最近的芬兰媒体上，不止一次讨论到职业女性的负疚感问题。在相同的职位上，芬兰男人不仅还是比女人赚得多，芬兰男人也和世界上其他男人一样，在对待家庭、孩子和工作的平衡问题上，似乎也没有芬兰女人所承担的那么强的负疚感。个中缘由，除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男女性别的约定俗成，芬兰女人本身也要对这种负疚感负有一定责任。正如前面提到的研究项目员所称，有必要提醒女性不要对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这样当她们遭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过于沮丧，因为她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到，她们所作的一切，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要感谢北欧具有悠久的女性主义历史，北欧男人从来都是“矮（女）人一头”。现在的芬兰男人，早就被允许显得“弱势”而不失男子气。“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不足为奇，而且喂奶换尿布推着孩子去兜风买菜的男人不会被人看不起，他自己也不会因此而心理不平衡。这样的现象，尤其在高知阶层更为普遍。女性高层在芬兰是一道相当普通的风景线，毕竟，就连这个国家，都是由一个叫哈洛宁的女总统领佳节又重阳导着。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印度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艾乐娅·卜萨（Erja Pusa）向芬兰人民发问。

作为赫尔辛基城市艺术馆的展览主任，由她一手操办的印度当代艺术展《印度：同时发生》通过十九位印度艺术家，向芬兰民众展示了一个全面的印度当代社会。这句问话，激起的是芬兰人对当代印度的疑惑、好奇，甚至隐隐不安。和中国一样，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已经成为芬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许多芬兰企业都解雇了当地员工，把制造厂移至中国；印度，会成为芬兰下岗工人又一个无奈哀叹的伤心地吗？

事实上，当大多数人说起印度时，首先想到孟买的贫民窟、雄伟的泰姬陵、艳俗的宝莱坞歌舞等熟悉而表面化的元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好莱坞方式让更多观众见识了一个比《流浪者之歌》更接近现实的印度社会，但它终究还是以那些讨巧的娱乐元素捏巴而成。究竟怎样的印度画面才是更真实的？《印度：同时发生》的参展艺术家们正是选取了印度社会方方面面的题材，从宽度和深度上，以各种技巧作出或诗意、或艺术，或残酷的社会点评。妇女问题首当其冲，包办婚姻、农民自杀，以及城市化的副作用等，所有参展作品公然一致地政治化和社会化。与此同时，也保持了艺术的巧妙制作和美感，并且具有犀利的洞察和分析性。

凭什么作印度当代艺术展览？为什么希望芬兰民众能够关注印度？事实上，这也是卜萨主任希望给大家带来的衍生思考。首先，它和艺术收藏毫无关系。在芬兰，并没有大批新生暴发户成天想着炒艺术品。尽管这次参展艺术家中有不少已活跃于国际舞台，颇有名声，而相当数量的展品来自欧洲的私人藏家之手。但卜萨认为，和中国当代艺术一样，印度当代艺术的泡沫也已经吹灭了，而这对真正好的印度艺术家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

关注印度，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全球化不得不面临的思考。印度的科技、印度的棉花工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芬兰擅长绿色工业，印度的清洁科技市场已经吸引了众多芬兰企业前往投资。芬兰的国家经济和全民福利，似乎不得不仰仗着点芬兰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盈利。即使是在不同的大陆，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相互影响、相互牵扯了。

卜萨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有效地影响各自的生活，即使天各一方。艺术家们以当代艺术为媒介来提出印度当代社会的问题，也是希望观众能认识并思考这些问题，最终有可能产生改善问题的力量。“芬兰的年轻艺术家和摄影师们不关心政治了，”卜萨说，“他们不出产如此政治化的作品了。他们喜欢搞些美的东西，漂亮的东西。”

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兴趣缺乏，是卜萨感到失望的，如若艺术家们都放弃了对政治的考量，她更感焦虑。但作为芬兰人，她又自觉颇有力度。“瑞典人的当代艺术很好，但是对我来说，太弱了。”她说，“你看，芬兰出很多重金属乐队。我们需要一些强的东西。”

卜萨所说的“强的东西”，重口味的东西，主要是指瓦雷·欣德（Valay Shende）的作品。一套奢侈华丽的餐台，印度上层有钱阶层家中常见的摆设。桌上的托盘中，是同样普通的盐和胡椒罐。然而里面装的，却是含有自杀农民纳新鲁·卢克马瓦（Narsinglu Rukmawar）骨灰的尘土。作品体现了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开发，数以万计的农民负债累累，被逼走投无路的状况。自杀给家属带来的抚恤金使无数卢克马瓦们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家庭。这是不断城市化的印度每天所面对的忧虑，是光鲜的城市风光背后，苦难重重的农村现实。欣德的这部作品没有在斯德哥尔摩的巡展中出现，不仅有空间的原因，按卜萨的说法，更有“口味”原因。

事实上，《印度：同时发生》展览中的每一个作品都相当沉重，尽管有些从表面看具有极其夸张的绚丽。图克拉和塔格拉（Thukral & Tagra）组合是广告人，他们的作品总是结合了广告元素和流行文化，并擅长运用幽默。装置《逃走了！就在我烧饭的时候》搭建了一个印度新婚家庭的漂亮客厅，但新娘却有着苦涩而伤心的命运。这又是一个每天发生的真实印度故事，在西方学习工作印度男子回到家乡挑选妻子，妻子娘家为了把女儿送往更美好的世界，奉上丰厚的彩礼。然而很多男子在婚后回到西方便渺无音讯，留下既破了财、又毁了名誉的妻子独守空房。装置中的白色大餐桌拦腰断裂，一台电视架在当中，播放着艺术家采访的一些受骗妻子们的访谈。

女性，在印度社会始终受到压抑。参展的十九位艺术家中有十位女性，而她们的选题，多涉及女性在印度传统和宗教中的角色。安妮塔·坎姆卡（Anita Khemka）用镜头记录了她自己在车站和火车上的经历。画面中的她神情并不轻松，甚至沮丧，因为当时她刚刚离婚，处于人生低潮。然而更醒目的，是她作为一名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女性形象，独自出现在印度的公共场合，所遭受的瞪视和猜疑。即使在今天，印度女性在传统、宗教和社会约定俗成的框架下，需要更大的勇气冲破无形枷锁。去过印度的女性旅游者，多少都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这在印度女性之中，是个非常普遍的话题，而每个人似乎都能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它。

琦特拉·嘎内诗（Chitra Ganesh）是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女艺术家，这在印度社会中并不容易。她的卡通插画运用了历史和印度教神话，却篡改了其中的对话，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其效果相当滑稽，但也有反抗的，暴力的元素，挑战了顺从的传统女性形象和永恒不变的社会性别定位。

和任何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一样，印度的贫富悬殊日益增大，中上阶层逐渐浮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阿内·曼（Anay Mann）年轻时是个摄影模特，后来成为摄影师。他的系列《平等的梦——印度肖像》拍摄了印度各地各个社会阶层的独立角色，富豪、明星，和农民，都坐在阿内提供的同一把黑色折椅上。在印度，椅子代表权力。

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道德和宗教、国家利益和种族冲突，通过艺术家所挑选的主角和情节，逐渐铺陈开一个现代印度故事。他们关注被权力机构掌控的个人命运，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妇女生存状况的担忧；他们审视国家历史，尤其强调1947年印巴边界分割后对印度百姓至今留存的影响。“印度究竟发生了什么？”美术馆以提问的方式引起观众的好奇心。“芬兰人已经走过了发展的阶段，”卜萨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大规模的拆佳节又重阳迁，我们的城市已经建成了，我们都不想这些事了。可是这一切都还正在印度发生着。我们应该关注它，思考它。”

当代艺术家，似乎仍不可能在政治中起到任何决策作用。但呼吁更多的人来思考、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却是一些艺术家们孜孜不倦的职责。《印度：同时发生》中的艺术家们很努力。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五月刊